中國綠色發展的創新之路與國際貢獻
- 發布時間：2024-08-27 09:37:19
- 來源：中宏網
中宏網北京8月21日電 8月21日，聚焦“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主題，中宏論壇第五十二場在線研討會圓滿召開。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員劉錦濤應邀出席論壇并作了主題發言。
以下是劉錦濤的發言：
此前在8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于加快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當時王文院長帶領我們第一時間作出解讀和學習。自中國提出2060年實現碳中和目標之后，王院長多次牽頭進行了大量關于綠色低碳轉型的前沿研究，今天有幸與各位專家從智庫的角度簡要地分享一下我們關于中國綠色發展的創新之路與國際貢獻方面的三方面思考。
一、氣候變化背后的話語權之爭
中國5000年文明歷史，或者人類200多萬年歷史乃至地球46億年歷史上，存在比現在更熱的年份，但通常時間周期都是比較長的，并未出現過比工業革命以后如此快速的氣候變暖和極端天氣，這就存在兩個影響：
一是人類社會，包括生產活動、生活活動等，無法迅速適應短期的、急劇的氣候變化，甚至會因為氣候問題面臨多重額外的損失，比如高溫降低了農業從業者的勞作時間，海平面上升和極端干旱等問題造成了全球范圍內的大量移民。比如世界銀行2023年發布的風潮（Groundswell）報告中提出，到2050年氣候變化可能迫使全球六大地區多達2.16億人在本國移徙。
二是如果要減緩和應對氣候變化，就不得不面對最大的氣候問題，也就是以二氧化碳為首的溫室氣體排放所導致的溫室效應；若不在固定的時間點之前有效降低排放，21世紀的氣候變化問題將在現在和不遠的近期內給國際社會和全球經濟帶來巨大損失。
那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責任，由誰來承擔？很明顯，過去西方發達國家借助中國是最大的碳排放國這一點大做文章，想誘導中國承擔更多責任，希望中國通過減緩發展速度來降低排放，這就是西方國家的氣候陰謀。但隨后幾年的事實表明，中國并沒有陷入這種邏輯陷阱，而是堅持自身的綠色發展步伐，破除了西方在氣候問題上的邏輯陷阱。之前我們做過一個關于碳排放責任的研究，雖然中國碳排放總量較高，但中國還處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之中，且年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大約7噸，比全球平均水平4噸左右并沒有高出太多；美國和加拿大的排放量超過15噸，且美國自工業革命以來累計二氧化碳排放超過4000億噸，為全球首位，占全球累計排放量近25%，G7國家才是高排放的主要國家，并且發達國家工業革命時期造成了大量的歷史排放，是引發氣候變化的首要原因，但現在卻要發展中國家承擔更多責任，而中國始終堅持自身的氣候治理進程和原則，沒有踏入西方國家在氣候問題上的陷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即便西方借助氣候變化構造騙局，但中國堅持發展清潔能源、構建循環經濟格局、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從長遠上來看依然是非常正確且合理的選擇。
由此可見，氣候問題背后始終伴隨著國際話語權之爭，面對西方國家在氣候變化的輿論中構造的將經濟增長和氣候環境問題捆綁的邏輯陷阱，中國通過自身綠色發展實踐走出了一條創新之路。區別于自西方工業革命以來先污染、后治理的進程，中國將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之間的矛盾關系轉變為經濟與生態的協同發展關系，最終實現二者緊密掛鉤，同時也是實現經濟增長與碳排放的脫鉤。這就體現了中國對于應對氣候變化的新的邏輯詮釋：中國不會因為氣候治理而減緩經濟增長，而是要在應對氣候變化的過程中實現國民經濟的綠色高質量轉型，并很自然地成為全球氣候治理的最突出貢獻者，走出全球綠色發展的標桿之路。
二、從《意見》指引中看中國如何化危機為機遇
《意見》是剛剛召開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后所發布的進一步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綠色發展指引，比如《意見》中提出了“統籌處理好發展和減排、整體和局部、當前和長遠、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這就是對于中國綠色轉型之路的獨特思考。可以說，面對氣候問題本身的挑戰，以及西方借氣候問題展開的國際輿論斗爭與政治經濟博弈，中國正在思考和付諸行動，把應對氣候變化轉化為自身的戰略優勢，比如中國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光伏和風電增量市場，同時也是清潔能源產業原材料和終端產品最大的出口國，以及全球最大的綠色融資市場，通過推進綠色發展，中國逐漸破除了汽車工業和新科技等部分西方優勢產業的主導地位，在新能源等領域實現了彎道超車。
與此同時，《意見》中提出的2035年“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基本建立”等目標，也是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遠景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意見》所提出的綠色發展之路，通過推動綠色產業、優化能源結構、加強科技創新等措施，將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發展深度融合。這種綠色轉型不僅有助于解決環境問題，還為經濟增長注入新動能，助力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發揮更大作用。通過將綠色發展理念納入中國式現代化進程，國家將更加可持續、創新驅動，并在國際舞臺上展現更強的領導力。
三、未來要警惕新的斗爭
最后，從國際合作以及未來發展之路的角度，我們仍然需要重視全球氣候治理格局以及可持續發展之路在長期內的不確定性，堅持中國的發展模式，并持續開展智庫國際傳播方面的斗爭。
一是防范部分西方國家再次包裝新的氣候輿論陷阱。例如今年4月份耶倫訪華期間提出中國新能源產業“產能過剩問題”，這與此前的“中國威脅論”均是新型輿論陷阱，目的是扭曲中國氣候貢獻的肯定意義，將中國的優勢包裝成對國際產業鏈的威脅。又如近期有研究顯示，歐盟可能計劃在今年11月的阿塞拜疆COP29中向中國等新興經濟體施壓，要求其為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行動提供資金，這便屬于“能力越大、責任越大”的新型輿論陷阱，目的是將中國的貢獻與責任掛鉤，逃避西方國家本身需要承擔的責任，掩蓋自身綠色轉型能力不足的缺陷。對此，中國應當堅持用客觀事實作出正面回擊，端正綠色產業發展和氣候治理行動對世界的真實價值。
二是防范個別國家以氣候問題為名目開展全球政治經濟博弈，比如歐盟為了貿易保護主張將要開展的“碳關稅”。對此，中國對外需要發揮“一帶一路”綠色產業與貿易合作網絡的優勢，對內積極開展相關產業的低碳升級轉型，降低產品的生命周期和產業鏈供應鏈碳足跡。
三是防范歐洲個別國家掀起放棄碳中和目標，甚至全盤否定氣候變化的輿論熱潮。對此，中國要繼續發揮綠色發展之路的路徑優勢，不陷入西方邏輯陷阱、不為了減排而減排。并同時考慮到，即便部分國家無法實現碳中和，或者個別國家否定氣候變化，但中國依然實現了向可持續發展升級轉型，并保持了相關產業的國際競爭優勢。
四是防范其他發展中國家選擇與中國利益相反的道路。例如印度等國可能會因為自身應對氣候變化的條件和動力不足，從而作出不利于全球氣候治理的政策選擇。對此，中國需要倡導通過“一帶一路”、南南合作等多邊合作協議，幫助部分沿線發展中國家提升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奠定21世紀全球可持續發展進程的基礎路徑方向。
五是防范全球氣候治理的最大影響者美國的最新動向。例如民主黨對于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可以說是承諾多、落實少，共和黨則是傾向于否認和拒絕承擔氣候治理的國際責任。對此，中國應當保持對美牽制，并有計劃地推進兩國具體城市之間的氣候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