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中國經濟季度觀察·圓桌縱橫談”（2024二季度上）：特朗普認為讓中國加入WTO是個錯誤，但這對我們來說顯然正確
- 發布時間：2024-07-29 09:43:11
- 來源：觀察者網
2024年，觀察者網重磅推出季度性經濟觀察欄目——中國經濟季度觀察·圓桌縱橫談，邀請經濟界和金融界重量級專家學者，圍繞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季度經濟數據，解讀中國經濟形勢和政策，回應當下公眾最為關心的熱點話題，展望未來發展。
7月16日，2024年第二期中國經濟季度觀察·圓桌縱橫談在上海舉行。中國人民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中國資本市場研究院院長吳曉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長、廣開首席產業研究院院長連平，上海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資深專家楊建文，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等嘉賓齊聚一堂，聚焦上半年經濟數據，共議改革與民生。
發言環節之后，與會嘉賓與觀察者網董事長、風險投資人李世默進入圓桌討論環節，繼續圍繞中國經濟等議題展開深入交流。觀察者網新聞中心副主編王慧主持討論。
觀察者網將圓桌討論環節的嘉賓發言整理成文，本文為上篇。文章未經演講者本人審閱。
右起：連平、楊建文、李世默、吳曉求、陳文玲、管濤、王慧
·只有高度融入國際社會，中國才能擁有巨大發展空間
王慧：此次圓桌會議的主題是“改革與民生”。就在昨天（7月15日），二十屆三中全會開幕。“改革”是三中全會的主題，而改革的根本目的是造福人民。各位專家都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參與者、見證者和實踐者，我們非常期待各位專家圍繞這一主題分享真知灼見。
第一個問題想先請吳曉求老師談談改革開放。改革開放不僅改變了中國的前途和命運，也改變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在當前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我國深化改革的內外環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個階段，我國深化改革開放需要著力解決哪些問題？我們面臨怎樣的挑戰，又擁有哪些機遇？
吳曉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話題。我個人認為，首先，我們需要認真研究過去45年來改革開放中值得深入總結的經驗。總結這些經驗的目的，是在新的歷史時期進一步繼承和發揚那些被實踐證明有效的理念、制度和政策。
在我看來，改革可以分為內部和外部兩個方面。在內部，最重要的是推動市場化改革，這是放在第一位的，市場化改革是中國走向現代化最重要的歷史起點。
市場化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讓十四億中國人、讓所有的市場主體，都擁有更大的空間、獨立性、創造力和夢想。改革的終極目標就是使人民的福利水平和生活水平獲得最大的提升。
同時，我們特別需要推動法治化進程。我認為，建設完善的法治是改革以來我們最重要的歷史經驗。先有市場化，再有法治化。市場化改革為我們提供了發展的動能，而法治化為我們提供了信心和預期。
內部改革一定要朝著國際化的方向發展。中國的實踐證明，只有高度融入國際社會，中國才能擁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從這個角度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偉大的實踐。它使中國的實體經濟全面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參與國際分工、競爭和合作。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實際上在2001年11月之后發生了質的變化。
我認為開放和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是最大的改革，它為我們的改革提供了廣闊空間。因此，我們必須深刻理解開放和加入國際經濟體系對中國未來發展的重要作用。
所以，我認為對于內部改革而言，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是關鍵。
對外部來說，一定要保持中國經濟具有良好外部環境，這非常重要。保持良好的外部環境首先需要與發達國家保持良性互動。中國有巨大的生產能力，要通過誰來消化？如何找到新的增長動力來推動下一輪經濟增長？外部需求變得尤為重要。因此，我們在雙循環發展戰略中，必須科學地認識到外部需求的極端重要性。
這絕不意味著否定內需的重要性。中國經濟是內生性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內部需求的擴張，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但這也不意味著內部需求可以替代外部需求。良好的外部環境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不可或缺的保障，這也是過去四十多年來的經驗。所以，對于一些重大事件，我們要保持高度的耐心，深刻理解國際環境對中國發展的極端重要性。
陳文玲：我來補充一下。改革是這次圓桌會的主題，改革開放是我國的基本國策，這次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將改革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結合起來，就是為了讓改革發揮更大的作用。從三個方面，可以進一步增加我們對改革的理解：
首先，開放是最大的改革。中國的改革實際上是在開放的推動下不斷深化的，沒有開放就談不上改革。因此現在我們仍需推動開放，讓開放的中國和開放的世界融為一體。中國離不開世界，世界也離不開中國，這一切必須建立在開放的基礎上。
其次，我們通過這幾十年的努力，已經形成了與世界市場融為一體的新的經濟制度。在此過程中，完成了四個方面的重要改革。
第一是制度改革，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構建了市場經濟制度，這是制度的再造。
第二是微觀主體的再造，市場主體已不再是單一的國有企業或行政附屬物，而是成為獨立自主的、多元的、多種所有制并存的微觀基礎。微觀主體在自我發展時的內在動力，要求其必須進行創造和創新，這種內在的創新和創造力使市場具備自我糾錯機制。我認為這種機制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
第三，我們完成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政府體制機制的重構。盡管當前的體制機制還不夠成熟或完美，但已經與計劃經濟時代的管理方式截然不同。例如，過去我們制定的是五年計劃，而現在是五年規劃，其中大量指標是引導性的，只有生態環境等少數指標是強制性、約束性的指標。
第四，最重要的變化是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極大轉變，即觀念的塑造。想走回頭路、放棄市場經濟，行不行？從整個社會輿論和人們的思維方式來看，不可能回去了，我們的改革只能繼續向前推進。
所以，我認為改革是順應了民意。中國通過改革開放成為最大的受益者。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過去幾十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七年翻一番，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和加入WTO，這是難以想象的。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曾表示，中國加入WTO后經濟如火箭般騰飛，他認為讓中國加入WTO是個錯誤，但這對我們來說顯然是正確的決定。中國與世界經濟已經連為一體。
改革開放已經為中國帶來了巨大收益。未來我們要實現第二個百年兩個階段——2035年和2050年的發展目標，還是要靠改革開放。
·需警惕特朗普若上臺將對中國出口施壓
王慧：正如您所言，開放是最大的改革，這在我們的季度經濟數據中也有所反映。幾位專家都提到，上半年的外貿數據非常亮眼，進出口總額達到21.2萬億，創下同期歷史新高。在當前復雜的外部環境下，取得這樣的成績振奮人心。我們取得這一成績的原因是什么？接下來有哪些機遇和挑戰需要我們做好準備？
連平：今年的外貿數據連續幾個月都超出市場預期。一方面是因為外需本身在溫和復蘇中，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較高，需求增長相對較快。我們現在的出口市場多元化態勢非常明顯，對中東國家、“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東南亞和拉丁美洲的出口增長速度顯著加快。此外，美國最近進入“補庫存”過程，市場的進口需求也在增長。外部環境總體溫和，有利于我們的出口增長。
另一方面，從內部來看，我們的內生優勢也在不斷提升。例如，全產業鏈優勢使我們的供給能力和風險控制能力明顯提升。中高端制造業水平不斷提高，附加值持續增加，產業結構不斷改善。現在，機電產品出口占出口總量的60%以上，比例越來越高。
出口方式也在不斷創新，比如跨境電商在近幾年增長迅速，今年以來的表現也非常好。此外，相關政策的支持和推動也對出口產生了積極效應。
我們需要認真對待未來的出口前景，當前的態勢在今后一段時間內可能會發生明顯變化。例如，如果特朗普再次上臺，可能會對中國采取加征高額關稅等舉措，這將對我們產生明顯的負面效應。
在2018年至2019年的所謂貿易戰期間，美國對中國主要加征了四輪關稅，每次都造成了明顯影響，集中表現為幾次匯率貶值。如果特朗普再次上臺，這種狀況可能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加劇。
再加上美國現在拋出所謂“中國產能過剩”的說法，我覺得“醉翁之意”不完全在其自身要對中國采取措施，它似乎還在一定程度上號召全球相關經濟體跟進。例如，最近與我們關系不錯的印度尼西亞已經采取了相關措施，我估計未來還會有更多類似情況。
所以我們需要做好自身工作，培養內生優勢，包括增強產業鏈、提高商品結構和附加值、推動創新，尤其是技術進步與新質生產力結合，通過這些來不斷增強自身出口能力和競爭優勢，讓我們能在復雜的環境下“頂得住”“有韌性”。
最近一段時間的數據看上去不錯，似乎對下半年的貿易狀況、尤其是出口狀況，持樂觀態度的人較多。但我認為，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環境可能會發生進一步發生明顯改變，我們需要做好準備。
剛才兩位都提到改革開放的問題，我非常同意他們的觀點，開放對改革的支持非常重要。在未來一段時期，由于外部環境與我們最初推進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前相比發生了巨大變化，我們恐將面臨更多難以把握的情況，不確定性也會越來越大，所以在這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既要擴大合作，也要展開競爭，與打壓遏制中國的行為作斗爭。
這個時候又要回過頭來看我們內部的改革，它在今后一段時期內非常重要。因為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許多推動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因素已逐步弱化或淡化，接下來可以做的是在一系列重要領域繼續推動改革，通過改革產生經濟增長的新動力。
比如城鎮化進程，在未來十年中如何進一步加快步伐。還有一個非常重要、應該加以突出的方面，就是政府的管理和體制，包括政府的行為方式。為了推進市場化，推動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建設，政府需要有所作為，但也不能亂作為，因此需要有更多合理的制度來規范政府行為，體制方面的改革應該成為下一階段改革的重中之重，這在改革進一步推進后會對經濟發展產生更多有利影響。
吳曉求：開放當然建立在內部深化改革的基礎上。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什么是改革，這一點非常重要。
不是說今天的做法和昨天不同就是改革，改革要沿著市場化和法治化的方向走。剛才也提到我們要讓市場主體，讓每個人的舞臺空間越來越大，而不是越來越小。如果越來越小的話，我不認為這是改革。只有空間越來越大，市場主體的自主性和創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發揮。
而且，進一步深化市場化和法治化改革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擴大開放，這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王慧：曉求老師說，改革應朝著市場化、法治化和國際化的方向推進。連平老師也提到，我們當前面臨著錯綜復雜且非常嚴峻的外部環境。比如美國對我們實施“小院高墻”的政策，對我們的“新三樣”加征關稅等等。這對我們的新質生產力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相關行業和企業該做哪些準備？
陳文玲：確實得從兩方面看。一方面是連平老師和吳曉求老師說的，要認識貿易的規律，剛才楊建文老師也提到對未來出口的擔憂。我覺得擔憂是有道理的，現在拜登加征高額關稅的行為實際上就是貿易戰，尤其是針對中國的電動汽車，然后歐盟、土耳其也紛紛跟進。
我今年5月在歐洲考察時注意到，歐洲跟隨美國提高關稅，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是出于保護本土汽車產業利益，存在對本國企業生存的擔憂。歐洲國家提高關稅不能完全說是出于圍堵中國的目的，但是有圍堵的成分，特別是在美國的帶領下。
如果2024年美國大選特朗普上臺，可能會任用現在競選班子里的萊特希澤擔任財政部長。萊特希澤是上一任美國貿易代表，參與中美貿易談判，是代表美國與中國打貿易戰的“首席”。去年他寫了一本書，闡述了自己對貿易的看法，第一要和中國“硬脫鉤”，第二要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這本書現在很暢銷。
最近特朗普在競選集會中說，如果他上臺，要對中國產品加征60%的關稅，毫無疑問，這不是一般的貿易規律，也不是WTO的原則，而是遏制、打壓、圍堵中國。
我們看到有些國家跟進美國的措施，但不完全加入美方陣營，其中也有對本國利益、本國企業的考量。
我們必須要有前瞻性預判——中國未來的貿易會發生轉移。貿易的轉移會隨著產業的轉移發生，主要體現在貿易流量、貿易流速和貿易結構的變化，這是趨勢。
現在中國一些企業出海，帶走了制造能力，也帶走了貿易量。如果中國企業在全球配置資源，在更多的國家形成產業鏈和供應鏈，那么該如何衡量我們的國際貿易？是否只有在中國本土產生的貿易才算貿易？
中國的貿易結構如今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我曾經2006年進行過相關國際貿易的調研，總結了“三個85%”：一是外商投資企業貿易量占中國貿易總量的85%，二是貼牌生產占中國貿易的85%，三是加工貿易占85%。現在的情況與當時已完全不同，一般貿易已經占到60%以上了，民營企業出口已經達到55%以上，這是非常大的結構性變化。
未來，隨著產業轉移和企業出海配置資源，貿易也一定會隨之發生轉移。因此，對出口的擔憂并不是說因為中國經濟內部出問題了，而是客觀規律所致，即產業轉移會帶動貿易轉移。
我們要提前要告訴大家怎么分析經濟形勢。不是說貿易數字一上升，經濟形勢就一片大好，也不是說貿易數字一下降，中國國際貿易就不行了，不能這么分析貿易情況。
我們現有的貿易方式在不斷創新。原來主要是一般貿易、加工貿易、小額邊境貿易，后來又有了義烏的采購貿易，現在我們還有跨境貿易、服務貿易和平臺貿易。
比如在蘋果應用商店排行榜上，前四名都是中國的電商平臺。以希音為例，通過其出口的女裝已經占到中國女裝出口總量的30%，四分之一的女裝生產廠家都是它的供應商。像這種貿易方式，我們又應如何衡量呢？
所以我們在分析經濟數據時，不應該只看一個點。數字一定會變化，它也不會永遠上升，肯定會在某個時段開始下降，或者有升有降。
·那些市場化程度不比中國低的國家，為什么還很貧窮？
王慧：的確，我們要客觀看待這個問題。不管是一些歐洲國家還是美國，出于恐慌也好，還是為了保護本國企業也好，確實在對我們的“新三樣”產品加征高額關稅。這些產品是我們新質生產力的代表。從二季度的經濟數據來看，新質生產力的表現亮眼，高技術產業投資同比增長10.6%，規模以上高技術制造業增加值增長8.7%，集成電路、服務機器人、新能源汽車、太陽能電池等行業都保持了兩位數的產量增長。
李總，您作為投資人，對于上半年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和表現是如何看待的？您在實踐過程中有哪些體會？
李世默：有很多體會。我想先從剛才幾位老師講的說起。關于改革開放我補充一點，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是改革開放的最大驅動力，但光靠這三個是不夠的。
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比如菲律賓、印尼，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國家，它們的市場化程度不比中國低，為什么現在還很貧窮？和中國的差距這么大？因為它們缺少了我們有的一樣東西——戰略規劃和頂層設計。沒有戰略規劃，沒有頂層設計，市場是做不到這么大成就的。
市場導致的資本錯誤分配，這是經濟學理論的根本現實，市場導致壟斷，這也是經濟學的根本理念。我們這幾十年來為什么市場經濟發展這么好？因為國家投入了基礎設施建設，這就是戰略規劃和頂層設計。
我投資高科技公司這么多年，為什么中國互聯網發展這么好？很多國家連網都上不去，更不要談什么電商了。那么，是誰建了3G、4G、5G呢？不是我們這些創新企業，是國家建的。即便是人煙稀少的地方，我們也要建設5G，這在其他國家是不可能的，在美國稍微離大城市遠一點，很多地方就沒有信號了。
2021年12月，網絡維護人員在安徽省銅陵市義安區天門鎮五峰村基站進行5G基站天線現場調測視覺中國
當然這個過程中也有很多教訓，比如說芯片、半導體，就沒做好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導致現在很被動。汽車行業也是如此，但是我們運氣好，換道超車發展電動汽車，現在我們成了全球最大的電動汽車生產國。
我在美國讀商學院的時候，張忠謀來我們學校上課，當時大家都嘲笑臺積電，認為是臺灣花冤枉錢搞臺積電，不符合市場規律，資本回報很低，而聰明人都在硅谷做輕資產，但現在看，這算是當時臺灣地區的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效果也出來了。
我們現在處在一個經濟轉型期。我身邊的企業家或者企業有兩種，一種是一片哀嚎，哭聲最大的是房地產，也有一些互聯網企業；另一種則是充滿信心，企業家一周七天從早忙到晚。所以現在有兩個“中國經濟”同時在發生。
房地產最近的下滑危機對中國經濟造成的影響如此之重，反倒讓我覺得好像“好”了一點，為什么？因為房地產這么糟糕也就這樣了，我們仍然能夠維持比較穩定的增長。但美國、日本房地產爆掉時對它們經濟的打擊，遠遠超過我們現在的情況，我們現在還能有百分之四五的增長，說明確實有新的東西在逐漸補上來，當然沒有那么快，因為房地產份額太大了，填補還需要時間。
根據Bloomberg Economics的預測，我們國家的高科技產業，也就是“新質生產力”將從2018年占GDP的11%，增長到2026年的19%。新能源行業包括EV、電池、風能、太陽能，到2026年可能占到GDP的23%。而房地產會從GDP的24%降到16%，這10個點的差距，就靠新能源慢慢補上來。
我們做風險投資領域，確實看到這些新興的、創新的、科技的企業在崛起。現在老的行業、老的模式在下滑，是因為我們處在這樣一個推陳出新的階段，但這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時間與耐心。
中長期來看，如果這些新型的、創新的、高質量、高毛利的科技引領產業可以逐步發展起來，彌補老發展模式里的缺陷，那么我們中長期經濟還是非常樂觀的。這里面就有很多的頂層設計和戰略規劃，特別是地方政府。現在我們地方政府有很多困難，比如財政困難，但也有很多地方政府是非常積極有為的。
我最近這兩年跑遍全中國，發現地方政府招商引資跟以前已經完全不一樣。以前是給你政策和土地，現在全部是針對創新科技、硬科技領域的企業，他們對此有規劃，深耕各個垂直領域。我們地方政府里的很多官員比我們都懂得多，所以我還是比較樂觀的。